历史上，英国人虽然早早地把印度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19世纪初基督教传教活动增加，然而，如同其他非印度教的宗教一样，基督教在印度亦受到主流宗教的敌视和排斥。

过去的两百年时间里，印度人用蹩脚的英语这样描述基督教在印度的传播过程：基督教是恶魔的宗教，基督徒大量饮酒，做过很多坏事，基督徒是毁灭的同义词。

早期的基督传播是受到印度中上层极大的抵制，唯有底层走投无路的人，比如贱民，首陀罗，才会去信奉基督教。而基督教的两个分支，天主教在传教时，为了获得当地上层的支持，不惜将自己“印教教”化，在穿着饮食甚至生活习惯和宗教仪式上都模仿当地的印度教，甚至自称为西方的婆罗门。不仅如此，他们还延续了当地印度教的各类陋习，比如童婚、萨提制等等，最关键的是，不同种姓的信徒在不同的教堂祈祷，吃不同的圣餐，甚至在不同的井水里洗手等等，简直可以称之为披着基督皮的婆罗门。

而新教，包括英国的国教，在这一点上要比天主教进步得多。他们直接向印度人宣传“人人生而平等”，反对种姓制度，认为他是非人道罪恶的制度，由此得到了印度下层人民的支持，甚至还因此推动了印度教自身的改革。

不过英国国教在印度传教虽然获得一定的成功，官方也以默许和暗中支持态度鼓励其在印度传播，但其影响力，主要也维持在印度地区沿海一代的较发达城市，并未过多的深入内陆。

主要原因一是印度内陆较为落后，当地土邦王公和土著宗教力量对这种侵犯自己利益的宗教本能地抵制，二是官方也担心引发不必要的宗教冲突，影响英国对印度的统制力度。加上过去历史上印度人因为子弹涂牛油猪脂和信仰冲突的原因，发生大规模的兵变起义，英国官方对宗教问题引发的再次兵变心有余悸，所以这方面也采取了相对消极的“中立”态度。

1940欧洲战争结束后，印度地区的分离势力再次抬头，虽然英国政府靠着鼓吹“布尔什维克威胁论”暂时压制住了蠢蠢欲动的当地土邦王公。但是英国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在印度问题上必须进行新的变革，否则这颗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迟早会失去。

怎么个变革法？

过去的几年里，英国人想出各种手段，但效果都不能让人满意，直到阿尔托利娅出现，他们通过在埃及“试验”成功后，决定使用阿尔托利娅提出来的激进的方案——那就是加大英国国教在印度，尤其是印度在下层的传播力度。

“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解决印度问题的首要关键。”

吸收了林汉部分知识的阿尔托利娅，毫不客气地从林汉的“认知”里，拿出她所需要的观点出来，写了一篇名为《印度现阶段各阶级分析》的文章，交给了英国首相。

“印度有五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以及贱民。”

“婆罗门、刹帝利是印度各个土邦王公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和各地的土邦势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印度的国大党，社民党，一堆的各式各样的党派，这些党派不过这些人推出来，和大英帝国讨价还价的代言人罢了。”

“国大党，社民党这些印度党派，对印度独立是什么态度，婆罗门、刹帝利这个种姓，骨子就是什么态度。”

“这两个族群，表面上好象依附于大英帝国，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大英帝国的朋友。国大党、社民党这些叫嚷印独的人，是站出来当坏人的，而他们背后的土邦王公、波罗门刹帝利的高种姓人士，假装不吱声，中立，实则在背后提供资金支持，不过是拳击场上偏帮被收买的裁判。他们之间的区别，就好象提拉克和甘地不同一样，一个激进，一个缓和，但骨子都是印独分子，二者没有什么区别。”

“虽然知道这些人很不老实，但我们要维持自己在印度的利益，还是必须通过这些两面三刀阴险小人进行。我们在不得不和他们合作的同时，心里也须打起十二分的警惕。而针对他们的政策，我的意见是三分安抚，三分无视，三分打击。”

“吠舍、首陀罗，印度底层，这个阶层的印度人，大多数是文盲，满脑子浑浑噩噩，印独、自由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远没有把他们的地位提升成刹帝利和波罗门更有吸引力。而这个阶层的印度，占了印度人口的近三分二之强。”

“吠舍、首陀罗想要的，我们大英帝国可以给他们。而印度的土邦王公这些波罗门出身的人，却不可能给他们。甘地、尼赫鲁要搞印独，只要吠舍和首陀罗不支持，光靠只有少数的婆罗门和刹帝利上窜下跳，是没有用的。”

……

“至于印度的贱民，这个位于印度种族制度中最底层的阶级，过去我们一直无视了他们，但实际上，这个阶级改变自己阶级地位的欲望，比印度的任何一个阶级都强烈。谁能给他们希望，他们就会支持谁。”

……

在阿尔托利娅交给英国首相的意见书里，阿尔托利娅的态度是拉拢印度下层的三个阶级，即吠舍、首陀罗以及贱民，而对上层的波罗门和刹帝利进行“适当”地打击。

她的意见过去百年里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政策：支持印度上层，通过上层吸中下层的血完全是大相径庭。

不过在看完了阿尔托利娅的详细说明计划书后，艾德礼觉得有价值，于是拿到英国高层中间进行秘密讨论。